4武侠小说中的侠义（下集）

金庸武侠小说通过不同阶段的创作，展现了侠义精神的多元演变。早期作品如《书剑恩仇录》《射雕英雄传》塑造了以郭靖为代表的儒家大侠典范，强调家国情怀与舍生取义，呼应金庸青年时期的理想抱负，其人物如陈家洛、袁承志等带有革命精神，与五六十年代社会思潮相契合。
中期创作融入道家与佛家思想融合，人物形象更趋复杂。杨过追求个性自由，虽助守襄阳却最终归隐，体现道家超脱；张无忌慈悲为怀却优柔寡断，最终隐居，展现佛家对世俗的疏离；《天龙八部》以“无人不冤，有情皆孽”为核心，萧峰、段誉、虚竹的命运揭示佛家因果思想，无名扫地僧的武功与佛法结合深化了“无相”哲学。
后期作品转向社会批判与人性善恶辩证。《连城诀》通过狄云视角揭露人性阴暗，血刀老祖与“落花流水”对比，探讨善恶转化的心理机制；《鹿鼎记》颠覆传统侠义，塑造韦小宝这一反侠形象，以市井手段飞黄腾达，暗喻封建社会的腐朽与国民性缺陷，成为继阿Q后又一深刻批判。
金庸通过武侠框架探讨儒道佛思想融合，并借王朔批判事件反思武侠文学本质。他强调侠义精神超越武打暴力，核心在于“富贵不淫，贫贱不移”的品格。从郭靖的儒家大义到韦小宝的世俗生存，金庸不仅呈现侠客多元性格，更以康乾盛世挽歌隐喻社会变迁，最终指向对人性本质与时代命运的深刻追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