渡易水荆轲刺秦王--强秦之仇-《龙争虎斗中国史》-蜻蜓FM听历史

有声中国通史

世界上有四大古文明（普遍言之），古埃及、古巴比伦、古印度还有中国。这其中我中华文明非最古老，却是唯一延续至今，因而不用冠以“古”字之文明。中华民族拥有世界上最悠久之文明史，这是我等炎黄子孙骄傲与财富。但不幸者，近两百年中华文明正经历前所未有之危机，在历史长河中驶入近乎绝望之低谷。世界格局改变，西方列强侵入之初，国人对民族之过去开始彷徨、迷惑。国势日微，进而怀疑、怨恨以致摒弃。几十年历尽磨难与鲜血屏退外敌之后，更欲彻底粉碎五千年之过去，抹去华夏历史之痕迹。进而希望现代中国与古代中国彻底决裂，最终摆脱贫穷落后之现状迎接富裕发达之未来。行为西化、废除汉字、拒绝继承、消灭传统，我等用尽一切自毁基石，结果却是注定之邯郸学步。在历经无比惨痛之彻骨教训，付出不可挽回之泣血损失后，终静心明视、客观深思。终知世间万物万事未有不变，兴衰起落乃为必然。然中华民族极衰而不消、膏肓而未亡，虽为国之不祚亦显我文明力之顽强。故国民乃知习古圣先贤之智、立伍仟文明之本，我华夏无日必兴。所庆幸者，近代虽有诸多因民族国家的困顿而失智，妄图消灭华夏民族之过去者；亦有处乱不惊、洞若观火，深知历史文化乃民族之根基进而担当传承者。钱穆先生即为后者之代表，读罢其《阅尽沧桑，读史明智》（写于抗战时期）一文，甚感与之暗合。特引用其中两部，供诸位感受。引一：今人率言“革新”，然革新固当知旧。不识病象，何施刀药？仅为一种凭空抽象之理想，蛮干强为，求其实现，鲁莽灭裂，于现状有破坏无改进。凡对于已往历史抱一种革命的蔑视者，此皆一切真正进步之劲敌也。惟藉过去乃可认识现在，亦惟对现在有真实之认识，乃能对现在有真实之改进。故所贵于历史智识者，又不仅于鉴古而知今，乃将未来精神尽其一部分孕育与向导之责也。且人类常情，必先“认识”乃生“感情”。人最亲者父母，其次兄弟、夫妇乃至朋友。凡其所爱，必其所知。人惟为其所爱而奋战牺牲。人亦惟爱其所崇重，人亦惟崇重其所认识与了知。惟知之深，故爱之切。若一民族对其已往历史无所了知，此必为无文化之民族。此民族中之分子，对其民族，必无甚深之爱，必不能为其民族真奋战而牺牲，此民族终将无争存于并世之力量。今国人方蔑弃其本国已往之历史，以为无足重视；既已对其民族已往文化，懵无所知，而犹空呼爱国。故欲其国民对国家有深厚之爱情，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深厚的认识。欲其国民对国家当前有真实之改进，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真实了解。引二：抑思之又思之，断断无一国人之相率鄙弃其一国之史，而其国其族犹可以长存于天地之间者。有其貂前，何费尾后，省去无数心思笔墨和忧愤酸苦，幸甚幸甚。然既有诸位前辈之作，今下何必再续？原因有三：其一、前辈之通史，多作于战乱困苦时期，可参考资料、文物不便且不足难免缺憾。如张荫麟先生作《中国史纲》写到“可惜写此段时，殷墟的铜器，作者尚无缘寓目。兹根据他人参观（民二十六年夏教育部第二次全国美术展会所陈列者）的报告，略记二器，以见一斑。” 又如钱穆先生之《国史大纲》，乃是战火纷飞中随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辗转大半个中国后，写于云南昆明岩泉寺，当时之条件可想而知。而今日之网络瀚博迅达，各地博物馆（院）如需即至，此时作通史可更完备详尽。其二、新中国成立后，很长一段时间文化研究处于停滞，后经历浩劫我之文化出现断档与割裂，国史研究沉寂乏人。现值此民族中兴之时，当以见证者之目光再作国史，以告诸位先生，以传我华夏文明之史。其三、传播要务实，要以时代为基础，方见成效。台湾大学教授台静农先生，在为《白话史记》作序时写到：今后要使中国历史文化不专属于少数学人的知识，古书今译是最为切要的。或有人以为这样会失去原文的意味，其实不然，只要是认真的译文，不会有“嚼饭与人”之感的。 ...... 更可注意的，司马迁引《尚书》，即以今文易古语，足见我们伟大的太史公，早已这样做了。可是司马迁这一卓越的观念，并未影响了后人，直到两千年后的今日，因时代的需要，才知道古书今译已是刻不容缓的事了。降低门槛，引人入门，进而精深，本人深以为是。因此再作有声版中国通史，旨在通过这一流行简便之方式，让更多人热爱自己民族之历史。望我辈在五千年之历史长河中找出中华文明延绵不绝之众妙法门，获取古圣先贤璀璨光辉之深邃思想。让我们一起将亲手丢弃之文明，点点寻回，共赴华夏中兴。戊戌正月写于独步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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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期

渡易水荆轲刺秦王--强秦之仇

成略星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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